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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东京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银座,张丽玲和她的大富电视台就位于其中一栋颇有年代感的办公楼之上。在这里,她和同事们每天都在为制作中日双语的各种电视节目而努力工作。

大富电视台办公室  澎湃新闻 图

时间回到33年前,当时张丽玲已经因为饰演87版《红楼梦》中的丫鬟娇杏等一系列角色而在圈内小有名气,但她却在此时选择去往日本留学。

“那时有一种想法,总觉得如果是要走在时代浪尖上的人就都需要往国外走。我虽然在北京工作生活,但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都出去了,感觉自己好像很落伍似的,所以就萌生了出去闯一闯的想法。”如今的张丽玲仍记得当年的心路历程。

在这之后的旅日生涯中,她先后进入大仓商社工作、筹建大富电视台、推进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在日本落地。而这些经历之中最为人熟知的,还是她在工作之余自筹资金采访300多人拍摄系列纪录片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,其中《小留学生》《年轻人》《我的太阳》《家在我心中》等故事现在还时不时在中日两国被提及。

在同事们或者同行们的口中,现在的张丽玲更多被称为“张社长”或者“董事长”,其形象也更贴近“职场女强人”,但在熟悉她的朋友眼里,张丽玲始终还是那个“逐梦者”,那个一句日语都不会说,手拿8000日元独自闯荡异国他乡的留学生。

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,对于张丽玲来说,利用电视平台推进两国民众了解,加深两国友好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使命。

张丽玲 澎湃新闻 图

从《红楼梦》演员到赴日“逐梦”

澎湃新闻:您参演过87年版的《红楼梦》和88年版《聊斋》,当时您在国内肯定已经有一些名气和基础了,但依然选择到日本留学。您来到日本之后,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?它和想象中的差距大吗?或者和中国的区别大吗?

张丽玲:来了日本以后,觉得和在国内感受到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时候国内在物质方面相对比较匮乏,而日本当时就像我后来拍的纪录片《彼岸的青春》第一集中嘉宾韩松说的那样,“天堂可能也就是这样子”,能感受到差距是相当大的。

到日本之后,我最不习惯的就是语言差异,我之前完全不会日语,也不是很爱学习的。到日本以后我在打开电视时才知道这个语言是这么难的,我觉得我是学不会了。我记得有一天我买了一包方便面,里面有一包干燥剂,我不知道是什么,我以为是调味料,就把它放进面里去了,结果很难吃。打那之后我觉得如果不好好学日语,在这里就没法生活,从此之后我就玩命学习日语了。

一开始我以为日本的文化都是从中国唐朝那时候“搬”过来的,所以应该很相通。后来才慢慢发现,虽然我们共同用汉字,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很精通,但实际上两者很不一样,我有时觉得甚至比中国和美国在文化上的差异还要大。我在日本待了大约33年,待得越久,我越觉得日本人和中国人其实是很不一样的,但是我们的文字是相通的,心灵也是相通的,所以我觉得即便有差异,但双方之间还是能很好沟通的。

张丽玲接受采访 澎湃新闻 图

澎湃新闻:您在日本的大学学习的是舞台导演专业,但是毕业之后却进入了日本商社工作。我们了解到您当年从事和啤酒酿造相关的工作,这样的一份工作可能跟您一开始的专业并不契合,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?

张丽玲:我当时没有执着于一定要从事自己所学的专业。既然来到了日本,我就想了解一下日本的文化、历史,还有为什么在短时间内日本经济如此迅速腾飞。所以我就想找一家有信誉、有实力,同时又能感受到日本文化的公司。然后我就查到大仓商社,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公司之一。我事先了解到这家公司有中国统筹部,我想我进去以后一定是被分配到这个部门,这样我既能了解日本社会,同时还可以发挥我会中文、是中国人的优势。没想到三个月实习以后,我被分配到“啤酒酿造原料部”,当时我十分震惊,马上去找人事部部长。我说这样的安排十分不合理,他说任命是不可以推翻的。我说这又不是在军队,他回我说“这就是和军队一样的,任命就是命令,只能执行,要是反抗或者是不服从,那就辞职”。然后我又去找公司专务,专务就跟我说,之所以把我安排在啤酒酿造原料部,是因为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,现在相关业务刚刚起步,只要我在这个部门学习好、消化好,相信未来回到自己的国家一定能做贡献,我非常感动。

在这家公司暖心的故事还有很多。我工作半年就开始筹拍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这个片子了,富士电视台的人告诉我必须征得所在公司同意(才能开拍),后来我就去和我们部长说这个事,他说我们部门有66个人,这66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反映拍摄影响了我的本职工作,我就必须停止拍摄或者辞掉工作。最后结果就是我部门的前辈承担了我一半以上的工作,放我出去拍摄。

纪录片《小留学生》中的小留学生张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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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完“留学生活”再搭建“划时代桥梁”

澎湃新闻:回到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这个纪录片的问题上,一开始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想到去拍这个纪录片呢?您的初心是希望促进两国的了解,还是说有您个人的一些考量?

张丽玲:当时没有想那么多,在我踏入日本的第一天我就开始想拍(纪录片)。当时与我一同赴日的飞机上那些同胞给我的冲击非常大。我自己是一句日语都不会,到了一个异国他乡,手上就8000日元。而站在我前面的同胞,有九个特别大的行李箱,身上还背着东西,他又兴奋、又不安,那种表情刻在了我心里。我当时就想我们都是同样的命运,要是有一台摄像机就这么跟着拍摄,肯定会出现特别动人的故事。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可以把所有都放下,赤手空拳到异国他乡,我觉得太震撼,太触动我了。所以一直在心里默默想着,一定要记录下来我们整个留学生活。所以到大仓就职半年后,生活一安定下来,我就觉得该开始做这件事情了。

我当时没有选择拍摄对象,只要是留学生全部都是我的对象,我不停地去说服他们,拿着摄像机一个个见他们,能当场同意让我拍摄就直接跟拍了;当场说服不了的,那我就放弃了。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拍了300多人。我前几天还碰到一位80多岁的日本老人,一听说我是中国人,他竟然问我“有一部《小留学生》纪录片你看过吗?那部片子很感动的”,我回答说就是我拍的,他很激动。一部片子为什么过去20多年了,他们日本人还能记得?我认为这值得我们的思考。

我自己的想法是,第一,日本人是很在乎过程的,这部片子记录了留学生在日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过程,过程中大家所体现出来精神和情感是共通的。第二,当时我自己是留学生,我跟他们是一个视角,所以我就不会去问他们为什么要来留学,那种高高在上的或者是俯视的提问是不可能有的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留学生,我就很知道他们的处境、心境和不易,所以就很容易让他们敞开心灵。而只要是这种发自内心、很真实的东西,它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。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方面打动了日本人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其实情感是没有国界的,中日两国人民也是完全可以沟通的。

澎湃新闻:既然这个纪录片已经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,后来您为什么又转型做电视台的落地工作,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呢?

张丽玲:就像您说的,我认为就是机缘巧合,我自己其实从来没有这个方向的考虑。我只是觉得我在大仓的时候大家对我非常好,我想把这个纪录片拍完以后回去报答他们。我总觉得把这个纪录片拍完以后,我本应该给公司去做更多贡献,当时我只想了这么多。就在纪录片还没播出的时候,有中国国内媒体的人员到日本访问,和我说他们希望在日本落地。我当时的感受也是在和日本人接触以后,发现他们十分不了解中国。我觉得电视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一种方式,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。

当时我不认识其他的公司,我只知道大仓和富士电视台。我自己(工作)的公司大仓方面说他们是一家商社,跟电视业务毫无关系,也毫无兴趣,说除非我拉进一家(日本)媒体参与。然后我就又去说服富士电视台。当时有朋友就跟我说,要是能把富士电视台拉进来,本身就是“外交胜利”。当时就是“无知者无畏”,后来最终结果就是两家愿意出资,为这家国内媒体在日本落地专门成立一个公司,叫大富。我还记得我们电视台刚落地的时候,《日经新闻》连续三天头条刊登。日本所有主流报纸也都说我们是划时代的桥梁。

后来到了2012年,我们的节目就实现双语播出了。一般的日本老百姓打开电视,不需要中文都能直接看得懂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这就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最直接的窗口。当时程永华大使也在日本的主流媒体上两次发表贺词,说我们这个频道的作用和意义还是重大的。我们每年有40多场直播,只要是有关于中国重大事件的发布,一些媒体朋友和政界人士、学者都会第一时间守在电视机前看(我们的节目)。

澎湃新闻:从大富电视台在日本走过的24年经验来看,您觉得中国媒体应该如何“走出去”和落地,以寻求被当地受众接受,助力所在国与中国之间加深相互了解呢?

张丽玲:在20余年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,本土化不仅是一种运作模式,也是放眼国际,展望未来的思维方式。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,尊重适应当地国的经济、文化、政治环境,接受当地风俗习惯,重视并积极努力深入植根当地受众,以寻求被当地受众接受,助力所在国与中国之间加深相互了解的捷径。虽然我们切身体会走这条本土化“捷径”很辛苦,并且需要持之以恒,然而走本土化发展道路,入境随俗,尊重包容,才能同体共生,这的确是24年来引领我们不断取得喜人成果的阳光大道。

中日关系是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

澎湃新闻:作为一名在日本工作的资深媒体人,在当前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背景下,您觉得两国亟待破除的误解有哪些?

张丽玲:我觉得日本媒体比较喜欢报道负面的事情,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本国的负面新闻。所以对中国可能也有一定的偏见,报道是比较片面的。同时日本民众又比较信任媒体,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影响比较大。

之前有一些民意调查的结果说两国民众好感度较低,我觉得这并不能完全证明中日之间关系很差,就像一对夫妇,双方都共同怀揣着美好的愿望,想一直在一起,但是结了婚以后,越接触越会发现对方问题很多,不停吵架,但是也不会离婚。我觉得现在中日关系就是这种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完全不可分割的状态,这样密切的关系肯定有很多的问题。刚才我也说了,大家对事物的认识不同,价值观也不同,自然就会有很多问题和矛盾。其实我在民间接触到的日本人还是非常友好的。日本也还是有很多朋友对中国很友好,并且很希望中日关系能一直保持稳定,持续友好下去。

澎湃新闻:您在日本工作生活几十年,未来我们总归是要把这份事业和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,他们在中日两国的交流和友好方面也肩负着重大的责任。您对两国年轻人和下一代有哪些寄语和期待?

张丽玲:现在两国年轻人视野广,知识面也广,不像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连电脑都没有。但同时这个时代也面临着选择和判断,这很需要自身的定力和实力。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自己去思考,去判断,要有梦想。尤其我认为中日关系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人云亦云,不要随波逐流,要有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。现在关于中日之间的有些报道是很片面的,要自己去判断去思考,自己去体验接触。总的来说,年轻人要有理想,要有信念,而且在中日之间要有自己的主心骨;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,而且要有责任心。此外,更重要的是还要坚持,有一句话叫“坚持本身就是力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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